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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委托，在廣州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檢查總結中央1979年50號文件貫徹執行情況，進一步研究試辦特區的一些重要政策。會議確定把“出口特區”改名為具有更豐富內涵的“經濟特區”。會後，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文件下達。
吳南生，就是當年的重要闖將之一。讓我們走近吳老，且聽他們如何“大鬧天宮”，“殺出血路”。
盧：請你談談“三人小組”的情況。
汕頭曾經是中國南部一個對外開放歷史悠久的港口城市，早在五口通商時就開始瞭。恩格斯也知道汕頭這個地方，他在其著作中這樣寫道：“其它的口岸差不多都沒有進行貿易，而汕頭這個唯一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又不屬於那五個開放的口岸。”解放初期汕頭還是一個商業很繁榮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並不大。30年過去瞭，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高樓大廈林立，經濟一片繁華。而眼前的汕頭市，卻如此貧窮落後，滿目淒涼。重返故園，我心裡很不是滋味，我心痛地說，眼前的汕頭，“比我們小孩子的時候還窮啊！”
在成千上萬建設大軍的日夜奮戰下，80多萬立方米的羅湖山終於夷為平地，羅湖小區陡然填高瞭兩米，低窪處填高瞭四米。昔日的低窪澤國，變成瞭道路縱橫，高樓大廈林立的新城。
當時深圳經濟非常困難，1978年深圳農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幣，同期香港新界農民收入13000多元港幣，兩地農民收入差距很大。深圳偷渡外逃的人越來越多，據不完全統計，歷年外逃的共有六七萬人，耕地丟荒9萬畝。新成立的深圳市委要以很大的精力去抓“外逃風”問題。原來的深圳鎮僅有3萬人，沒有什麼工業基礎和技術力量。深圳改為特區後，市委對重點抓什麼，經濟如何規劃這一帶根本性的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和市委負責人經過反復交談，明確瞭解決“先走一步”這一首要問題，強調要力爭在較快時間，在深圳建成一條“富線”。
吳：是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這次我在汕頭呆瞭兩個多月，先後參加瞭汕頭地委常委擴大會議，各縣市三級幹部擴大會議，對汕頭當時落後的狀況有瞭較深刻的瞭解。這段日子我晚上睡不好覺，閉上眼睛就想：我們當年豁出性命扛起槍桿鬧革命，可不是為瞭換取眼前這一幅江山啊！解放都30年瞭，人民群眾生活還如此艱難，我感到十分內疚和困惑，特別有愧於那些當年舍生忘死、鼎力支持革命的父老鄉親。
4月下旬的一天，習仲勛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他鄭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在四個現代化中先走一步。習仲勛還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傢”（當然是借用的話），可能幾年就搞上去瞭，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廣東要求創辦貿易合作區的建議。
我在1981年後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但省委分工我繼續分管廣東三個經濟特區的工作，經常在三個特區間奔走，是省委領導集體中有關特區工作的第一責任人，直到1985年9月後，我從省委書記崗位上退下來時止。
吳南生談廣東經濟特區工作 回憶改革開放艱難起步
他還說：“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的瞭，你們要有點孫悟空那樣大鬧天空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習仲勛當場就說：“南生，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於是，我全力負責全省三個特區的規劃和籌建工作。
要知道，當時全中國都還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就等於搞資本主義復辭，罪大惡極啊！可誰能想到，20年後，我們中國卻要求人傢要承認我們是市場經濟國傢。這種變化實在是太大瞭！
6月6日，廣東省委將報告上報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廣東、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要求兩省抓緊有利的國際形勢，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出口特區”。並指出，“出口特區，可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
吳：中央決定試辦特區之後，海外的朋友對我說，你們中國是沒有法的。無法可依，無規可循，要人傢來投資，誰敢來？我感到當務之急就是要起草擬定一個由國傢最高立法機構審議批準的有權威的法規。特區要同國際市場打交道，我們不能在試辦特區問題上開國際玩笑。
盧：在創辦經濟特區過程中，爆發瞭“羅湖風波”，具體經過是怎麼樣的？
盧荻（以下簡稱盧）：吳老，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首期，你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還兼任過深圳市委第一書記、深圳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是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和創辦經濟特區的重要領導者和見證人。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為瞭回顧歷史，現在請你談談當年創辦廣東經濟特區的有關情況。
盧：中共中央（1979）50號文件是如何產生的？
這不僅是老一輩革命傢的囑托和期望，也是國內老百姓和海外愛國同胞、港澳同胞的呼聲與願望。用什麼辦法盡快把廣東的經濟搞上去呢？我征求過許多老同志和各界人士的意見，也和從海外、從港澳回來的朋友交談，尋找改革開放的方案。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你敢不敢辦像臺灣那樣的出口加工區？敢不敢辦像自由港這一類的東西？如果敢辦，那最快瞭。他說，你看新加坡、香港……他們的經濟是怎樣發展的？這麼一說，我恍然大悟。在50年代，我曾分管過香港的部分工作，在海外有許多愛國的朋友，經常往來。我對港臺等海外經濟信息瞭解比較多。這一提醒，我的腦際立即如電光火石般閃出瞭一個大膽的設想，我急著征求汕頭地委領導的意見，征求鄉親們的意見，大傢都舉雙手贊成。
經濟特區的最大貢獻是引進瞭市場經濟
可我在這方面一點也不懂，其他人也不懂，國內無法無天幾十年瞭，老人傢就說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怎麼辦？還得請海外朋友幫忙。當時主要是通過香港南洋商業銀行董事長莊世平先生、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先生等老朋友，收集世界各地出口加工區和自由貿易出口區的資料。我們對這些收集來的海外許多有關的法規進行瞭分析研究，適用的就照搬過來，要修改的就修改後再用。印象最深刻的是關於“地租”的問題。
10月初，用鐵皮臨時搭成的小會議室裡，擠滿瞭市委常委和工程師們，大傢都為有瞭貸款而高興。可是當討論到先開發羅湖小區時，卻爆發瞭軒然大波——“羅湖風波”。工程師提出，羅湖毗鄰香港，是一片旺財、旺地，黃金地段，可先開發作為商業性用地，引進外資，開發房地產及商業，用來還貸付息，積累特區資金，並可改變國門面貌。但沒想到有的領導居然站出來反對。他們提出，羅湖地勢低窪，年年發大水，開發羅湖，無疑等於“拋錢落水”，勞民傷財，得不償失，還不如將這些錢用來搞農田基本建設。
12月8日至10日，谷牧在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和江澤民的陪同下，視察瞭深圳特區。12月12日，在廣州召開的廣東省委常委會議上，江澤民在會上提出：“深圳特區的建設要引起足夠的重視。30年的南大門，一下雨就泡在水裡。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裡，香港來的人，高跟鞋、絲襪子都泡在水裡，羅湖、文錦渡，無論如何都要搞好。”
30年前，是一個風雲際會的大時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一經小平親手開啟，在南中國，一批改革闖將“大鬧天宮”，“殺出血路”，不僅讓中國從此跟上並引領時代發展的潮流，更成為我們30年來時時重溫理想、重獲力量、重執方向的豐沃資源。
雙方唇槍舌劍，各擺各的道理。工程師們認為某些市委領導不懂得城市建設，更接受不瞭那種高高在上、動輒訓人的口氣。於是，有一位年青氣盛的工程師和兩位年長的常委拍抬打凳，互相對罵起來。會議頓時陷入瞭僵局。
盧：宋代政治傢、文學傢王安石有兩句詩：“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今天回顧創辦經濟特區坎坷曲折的歷史，特別是回顧當年受到各種非議，爭論特區會不會成為“租界”和“殖民地”的時候，你一定感觸很深。
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之前，習仲勛和我前往看望正在廣州的葉劍英元帥，向他匯報先走一步的設想，葉帥非常高興，很支持說：你們要快些向鄧小平同志匯報。
市委內部有的人不知出自什麼動機，竟然乘任仲夷才到廣東，吳南生回省開會的時候，不經過市委任何成員，私用市委名義發電報給省委，狀告開發羅湖是瞎指揮。有人還公開出面橫加幹預，挑起爭論，並多次下令停工。
我內心非常焦慮，感到我國搞瞭那麼多年窮社會主義，將國傢搞到這麼窮，這麼絕對化，覺得非改革開放不可。這幾年，我較多地見到葉劍英元帥，他多次焦慮地對我說：“南生啊，我們傢鄉實在是太窮啊，你們有什麼辦法沒有？快想想辦法，把經濟搞上去啊！”
2月28日下午，我從汕頭回到廣州。晚上，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就到我傢中，兩人交談瞭很久。3月3日，在省委常委會議上，我在匯報工作時說，現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難，國傢的經濟已到瞭崩潰的邊緣瞭，我們應該怎麼辦？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我提議廣東先走一步。我是喜歡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動權。先走一步那個“子”怎麼走呢？我提議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搞試驗，用各種優惠的政策來吸引外資，把國外先進的東西吸引到這塊地方來。因為：第一，在全省來說，除廣州之外，汕頭是對外貿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億美元的外匯收入，搞對外經濟活動比較有經驗。第二，潮汕地區海外的華僑、華人是全國最多的，約占我國海外華人、華僑的三分之一。其中許多是在外面很有影響的人物，我們可以動員他們回來投資。第三，汕頭地處粵東，偏於一隅，萬一辦不成，失敗瞭，也不會影響太大。我說，如果省委同意，我願意到汕頭搞試驗。我義無返顧地說，如果辦不成，要殺頭，就殺我好啦！當時常委們都表示贊成，省委在這個問題上意見是一致的。習仲勛同志當即表態：要搞，全省都搞。他說，先起草意見，4月中央工作會議時，我帶去北京。
我們回到廣州之後，於10月24日向省委上送瞭《關於加快深圳建設必須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
2月21日深夜，我正感冒發燒，但心情激動，迫不及待地向廣東省委發瞭一份長達1300字的電報。電報在指出汕頭存在的突出問題後寫道：“來後，我還同地區有關部門的同志研究瞭利用外資發展經濟和擴大對外貿易的問題。汕頭市解放前是我國重要港口之一，貨物吞吐量最高年份達400萬噸，海上的客運達35萬人。汕頭地區勞動力多，生產潛力很大，對外貿易、來料加工等條件很好，隻要認真落實政策、調動內外積極因素，同時打破條條框框，下放一些權力，讓我們放手大幹，這個地區生產形勢、生活各困難、各方面工作長期被動的局面，三五年內就可以從根本上扭轉。我們已擬定瞭一個初步意見，待報省委研究。”我提出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徹底開放，利用外資發展經濟，要打破計劃經濟的舊框框，把市場經濟引進來，以扭轉汕頭地區經濟落後，群眾生活困難的局面。
抗日戰爭用瞭八年的時間，創辦經濟特區到這時也是八年的時間。過去瞭的時間就是歷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是要經過時間的，時間記錄瞭實踐。有關當年的種種事故，就不必再提瞭吧。
關於蛇口工業區問題，這時還沒有解決，主要是地租價格沒有定下來，影響同外商談判。招商局認為省裡定的價格偏高，對外商缺乏吸引力。我在報告中提議，按招商局的要求，每年每畝上繳廣東省4000元港幣，從“六通一平”完成後開始征收。11月18日，由我主持，省、深圳市和招商局的代表在協議上簽瞭字，建立蛇口工業區的問題，至此全部解決。蛇口工業區從此成為深圳持區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先行和示范的部分。
1980年4月14日，我向廣東省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作瞭《關於我省設置經濟特區和制定特區條例的問題》的報告，會議審議通過瞭《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草案）。這時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正好在廣東視察。我請他把條例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葉帥非常支持。
吳：同年12月17日，谷牧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京西賓館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中央各部委辦的有關方面負責人都參加瞭。當時，在北京是一次很轟動的會議。會上，我代表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匯報廣東籌備建立特區的情況，我說：我們的意見是，建立特區必須采取“一快二寬”的方針。快，就是既然看首席代表瞭，就要立即動手，不要拖拖拉拉，猶豫不決。要大膽放手，爭取時間，奮鬥10年，把深圳、珠海、汕頭3個特區建設成為初步規模的現代化工業基地，在那裡建立一條富線。我還提出，將“出口特區”改用“經濟特區”的名稱較好，含義更確切。我解釋說：我們辦特區的目的，絕不是像世界上一些國傢和地區的出口加工區那樣，單純為瞭解決就業和外匯收入問題，我們的特區不僅辦工業，還要辦農業、科研、商貿、旅遊、住宅、文化等事業。在匯報中，我還提出參考亞洲一些國傢和地區的做法，將特區土地使用期定為50年。
我原來主管宣傳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工作。這時，我請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和高等院校的校長、黨委書記到省委會議室，嘗情地對他們說：我要“棄文從商”去辦特區瞭。多年的經驗，經濟不發達，文化、科學、教育事業是發展不瞭的。希望特區能辦成，賺瞭錢，支持你們大力發展文教科技事業。之後，我與他們一一握手告別。這一別就30年過去瞭！要知道，宣、教、科、文戰線是“台北清洗抽油煙機｜台北清洗抽油煙機廠商十年浩劫”中受劫難最慘重的，以後，在改革開放中，他們是最積極的支持者。
1980年7月27日，一場大暴雨把羅湖一帶淹成一片汪洋澤國，我和來參加深圳城市規劃的專傢租住的新園招待所水淹到腰際，專傢們嘔心瀝血得到的規劃設計圖紙也受到很大的損失，低窪地帶到處是告急、喊救聲。我卷起褲腿，趟著沒漆的大水，找到瞭分管基建的副市長羅昌仁，急切地要求他一定得把水治住，否則難以建設特區。剛考察災情回來的羅昌仁，與我深有同感。這時，我們和工程師們都住在一起，不斷探討有關規劃大大小小的問題。工程師們粗略估算一下，深圳特區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資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開發4平方公裡，最少也要投資10億元以上。根治羅湖水患需要巨額資金。這時，鄧小平同志已在全國多個地方說過：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要殺出一條血路來！我為錢而發愁，興感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我於是找到谷牧，提出沒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現在還沒有條件向國外貸款，能不能給點國傢貸款，作為酵母？谷牧當即慨然答應可以幫助要點貸款，並詢問用途及還貸辦法。
當時吳南生主持會議，冷靜而詳細地聽取雙方的爭論，不急於發表自己的意見。最後，他才旗幟鮮明的支持工程師們的意見。並當斷即斷，一錘定音，決定立即動工，搬掉羅湖山，填平低窪地。他說：如果現在不堅決作出決策，耽擱瞭組織隊伍和做好各種準備工作的時間，很快，雨季就要到來，移羅湖山填高羅湖窪地的工作，就要被拖延多一年，而整個特區建設也同樣要拖延多一年，我們一定不能這樣做！
盧：是呵，當時那麼多“左”的思想，人民群眾中也還有許多模糊不清的概念，你們當時的勇氣是從何而來的？
吳：引進瞭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進入瞭世界經濟大循環。我認為這是特區對中國最大的貢獻，也是特區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吳：4月5日，中央工作會議。4月8日開始，習仲勛在中南組發言。他說：現在中央權力過於集中，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接著他提出：“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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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市場經濟，還有一個必須不斷規范的問題，但這已是屬於實踐中的問題瞭。從理論上進一步探討、分析和確定對市場經濟的認識，這是中國理論界的歷史任務，要下點苦功夫，不是給它戴上一項“社會主義”的帽子就能解決得瞭的。
1979年12月27日，廣東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瞭這一條例。以後，國務院又責成國傢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組織研究論證。
中央（1979）50號文件的制定
當時別人明白不明白我不知道，但我心裡很明白，辦特區，就是要改掉那種蘇聯模式、自以為是的計劃經濟，走市場經濟的新路。我們在1980年底即特區條例經全國人大批準公佈後，就明確提出：特區要以引進外資為主，以實行市場經濟為主。面對各種非議，面對當時重重阻力和壓力，我和我的同事們有過“約法三章”：隻做不說，多做少說，做瞭再說。總之就是一句話，要趁那些反對辦特區的人糊裡糊塗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時候把經濟搞上去再說。
《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制定
盧：創辦經濟特區，要做的事很多，為什麼要先抓制訂特區條例？你們是在什麼時候開始起草特區條例的？
有人說，我們是社會主義，打倒瞭地主，怎麼又要收地租呢？後來我們就改稱“土地使用費”，大傢都覺得很好，很社會主義，反對的人也沒意見。說“地租”就不行，中國人很重名分的！
研究、起草特區《條例》。這個隻有2000多字的條例到府清洗抽油煙機｜到府清洗抽油煙機廠商，從起草到公佈，卻用瞭一年的時間，作過13個草案文本。
《廣東省經濟特區大事記》中記載：1979年7月15日，中央、國務院決定試辦出口特區。8月15日，由省委書記吳南生主持，邀請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院、省委黨校、中山大學、暨南大學部分學者起草特區條例；8月21日又邀請港澳經濟界及有關人士45人舉行座談。
這年4月25日，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會議決定，成立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5月4日，省委、省政府任命我兼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委會主任，副省長王寧、曾定石兼副主任，秦文俊任副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對全省三個特區的統一管理，並直接經營深圳經濟特區。6月12日，省委任命我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
廣東經濟特區的醞釀
同年8月26日，葉帥親自主持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國傢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江澤民代表國務院作關於《條例》的說明。會議批準國務院提出的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設置經濟特區，並通過瞭《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至此，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誕生，並有瞭法律保障。與此同時，我們還起草制定瞭海關法、投資法、土地管理法、治安保護法等一系列單行法規。
《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公佈，意味著中國正式揭開瞭試辦經濟特區的序幕，也使人們看到瞭國傢的希望。在特區條例公佈後的幾天，最困難著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瞭！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裡準備外逃的人完全消失瞭。這使我們感到非常意外和高興。
“羅湖風波”
4月1、2日，在楊尚昆同志的主持下，常委會議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許廣東“先走一步”的意見。但對深圳、珠海和汕頭“先走一步”的三個地方怎樣“正名”，一時定不下來，叫“出口加工區”，會與臺灣的名稱一樣，叫“自由貿易區”，又怕被認為是搞資本主義，這些，在當時可是天大的罪名啊！最後隻好勉強安一個“貿易合作區”的名稱，先上報中央。
吳：我兼任經濟特區工作後，即著手組織制訂特區的總體規劃。在谷牧同志的大力支持下，1980年5月，從全國各大城市請來一流的規劃設計大師和工程師108位，組成一個龐大的規劃設計團，先實地考察和航測深圳全貌，然後分成若幹工作機構，借鑒世界先進城市的規劃設計經驗，進行總體規劃，分項研究；分組、分片、分段設計和多種方案的比較，精心繪制經濟特區建設的藍圖。
建設深圳特區的方案，經過多次的討論、比較。最後確定北面以山為界，南邊以深圳河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東部把可能辟為旅遊區的大小梅沙也劃瞭進來，總面積約為327.5平方公裡，形成一個東西長49公裡、南北寬7公裡的狹長地帶。
原先打算開發上步或福田區的土地，但一場大雨促使我們改變瞭初衷。
主管廣東經濟特區工作
我解釋道，深圳特區原來有先開發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無從下口”。這回一場大小使我們更認識到，工程師們的意見是正確的，深圳應該先開發羅湖。這樣，可以改變國門的面貌，解決年年危害的水災；羅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資者，又可以節約開發的投資。接著，我介紹：第一步在羅湖開發0.8平方公裡，每平方米90元搞“五通一平”，要7000萬元。開發後，可以拿出40萬平方米土地作為商業用地。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幣左右，總計可以收入20億港元左右。
谷牧是位建設行傢，他認為我提出的這一做法切實可行，答應先幫助貸款3000萬元。我喜出望外，對谷牧說，有瞭“酵母”，特區的建設可以做到不用國傢的投資瞭。
（旁白：據作傢查閱深圳市委、廣東省委有關這一問題的會議紀錄和有關資料，“羅湖風波”經過大體是這樣的：
中央這個重大決策，備受粵閩兩省人民和海外同胞的熱烈歡迎。
鄧小平十分贊同廣東富有新意的設想，他聽說“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稱還定不下來，就說：“就叫特區嘛，陜甘寧就是特區”。
今天，站在改革開放走過30年的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蕩胸生層雲，欲以解放思想的話語體系，以科學發展、促進和諧的宏闊敘事，續寫改革開放新篇。此時，改革闖將的智慧與勇氣，更閃耀著奪目的光茫。我們怎樣開墾這一豐沃資源，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我們能開拓出一個怎樣的現在和未來。
不久，挖土機、推土機出動瞭。富有城市建設經驗的羅昌仁和舒成友，一面組織千軍萬馬，開始移山填窪，搞“五通一平”，羅湖呈現瞭一派愚山移山的氣勢；一面集中力量治水；從梧桐山到深圳河，在地下用鋼筋水泥修築一條可以並行兩部大卡車的大排洪溝。
5月14日，谷牧率領一個工作組到達廣東，和省委共同起草一個解決廣東“先走一步”問題的文件。在這期間，谷牧同志和我個別交談。他說，中央有個意見，汕頭辦特區的條件不夠，隻辦深圳、珠海，你的意見怎樣？我說，谷牧同志，如果不在汕並沒有辦特區，我也不負責辦特區瞭。不是因為汕頭是我的故鄉，而是辦特區的建議是在汕頭醞釀開始的，海外和港澳的朋友們都知道。不辦瞭，我就失掉信用瞭。一個沒有信用的人是不能辦特區的！谷牧說，呵，要講信用！我明白瞭，那麼，推遲辦行不行？我說，行。這就是中央決定緩辦汕頭特區的內情。
任仲夷看到電報，立即親自到深圳，從多方面作瞭調查，聽瞭不同意見。在當晚的市委常委會議上，他語重心長地說：“建設中要聽工程人員專傢的意見，你們意見不一致，為什麼不很好聽工程人員專傢的意見呢？”“搬羅湖山，是特區第一個大工程，你們今後要做的大事還很多，要講團結。”
9月28日至10月5日，我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秦文俊、外經部門王志義等同志到深圳，走訪瞭沙頭角、蛇口和幾個邊防口岸，同深圳市委主要負責人邊看邊議，在許多問題上交換瞭意見。我們對解決深圳市今後建設的問題，同市委取得瞭一致的意見。
在谷牧、江澤民的大力支持下，廣東省委對建設深圳特區，首先搬掉羅湖山，填高羅湖區達成共識。那些曾一度極力反對這一意見的人，最後也隻好悻悻然地接受瞭現實。至此，“羅湖風波”從平息下來瞭。
吳南生。吳偉洪 攝
不花國傢的投資，建設一個現代化城市（這是計劃經濟絕對辦不到的），深圳經濟特區的這一實踐，是它對全國的又一個貢獻。搬掉羅湖山，建成羅湖小區，是深圳特區的決定性戰役，沒有這一著就沒有今天的深圳。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還決定派主管這方面工作的中央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工作組前往廣東、福建，和兩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文件。
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瞭這一重大問題，並同意瞭廣東省和福建省的要求，決定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福建的廈門等地試辦，並定名為“出口特區”。
吳：當年我們受到的壓力確實很大。由於長期的閉關鎖國和“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從中央到地方，對試辦經濟特區，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疑慮很多，阻力很大。到1982年初，寒流滾滾南下，明槍暗箭，紛至沓來，對廣東——尤其對經濟特區的壓力，發展到極為嚴重的地步。谷牧後來回顧說，全國各地的非議之詞，“給特區創辦工作增加瞭困難，建設發展步履維艱。我是分管經濟特區和對外開放工作的，深感壓力不小。特別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風蕭瑟’的味道。”這代表瞭我從事特區工作的同志的心情。
五年後，即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在會見南斯拉夫外賓時說：“我去過一次深圳，那裡確實是一派興旺氣象。他們讓我題詞，我寫道：‘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我們黨內還有人采取懷疑的態度，香港輿論界不管是反對我們的還是贊成我們的，也都有人持懷疑態度，不相信我們是正確的。深圳搞瞭七八年瞭，取得瞭很大的成績。……現在我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懷疑都可以消除瞭。”
吳：中央50號文件下達後，省委為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成立瞭由劉田夫、王全國和我組成的三人小組，省委還決定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特區方面。
盧：你認為特區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貢獻是什麼？
盧：“出口特區”改稱“經濟特區”是怎樣確定下來的？
吳南生（以下簡稱吳）：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會議。當時，“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十年浩劫”之後，百廢待舉。在這歷史轉折關頭，1979年1月8日至25日，省委召開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研究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會後，按照省委的分工，我率領一個工作組奔赴汕頭市，傳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開展調查研究工作。
盧：你這次返回故鄉，眼前景象對你無疑是很大的刺激，你是否已感覺到非改革不可瞭？
1979年月10月31日，我主持召開“出口特區”工作座談會，討論研究舉辦特區的方針政策和做法。隨後，為省委草擬瞭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建立出口特共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
吳：小平同志說，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闖”。從創辦特區中我們深深體會到：要從事這項巨大的改革開放工程，在實際工作方面要有勇氣，在理論思想上也要有勇氣。沒有兩方面的勇氣是“闖”不成的。
廣東的理論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學者們都很支持改革開放，在理論工作方面做瞭許多研究。前面說過，1979年8月15日，我已邀請廣東的多位學者一塊研究特區條例，同時座談、研究有關改革開放的理論。要闖過這一關，隻好向老祖宗求救。1980年4月14日，我在向省人大常委會作《關於我省設置特區和制定特區條例的問題》的報告中，曾非常明確地講出我們的觀點（即廣東理論界的觀點）。
這是我們28年前的論點：
這時，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呈現在我眼前的情景，簡直令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到一派貧窮落後的景象，不禁為之心寒：那些我所熟悉的樓房，殘舊不堪，搖搖欲墜；街道兩旁，到處都是用竹子搭起來的橫七豎八的竹棚，裡面住滿瞭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這些人一些是在那“備戰、備荒”歲月隨工廠遷到大小三線去的汕頭人，一些是一次又一次上山下鄉到海南、粵西的知識青年。而今他們又返回傢鄉汕頭，由於沒有房子住，沒有工作，隻好棲自住在大街小巷臨時搭建的竹棚裡，人們故意把這些竹棚戲稱為“海南新村”。汕頭過去有限的骨幹工廠，已遷到三線去，經濟很不景氣。城市公共設施，道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經常停電，夜裡漆黑一片，市容環境衛生臟亂不堪，由於自來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損壞嚴重，馬路污水橫流，有些人甚至把糞便往街上倒，臭氣熏天。眼前情景深深地刺痛瞭我的心。
十月革命後，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國傢的過程中，列寧的思想前後有什麼變化，也是因為有瞭理論勇氣，對那些吵吵嚷嚷，“不去跟他們一般見識！”好！你“正確”，你表演吧！我就不開口，你要吵就自己吵吧！我“隻做不說”。你能怎麼樣？
但是，這些都已經是28年前的事瞭！
盧：改革開放就30年瞭，一定會有許多體會吧？
吳：體會？談不上。不過，也常常會回顧過去的歲月，思考一些問題，有時，也有一點想法。例如：關於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問題。我認為，它們都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得出的經驗，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它們都不是專屬於哪一個階級的。什麼叫文明？這就是文明。
19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來廣東。習仲勛等向他匯報瞭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廣東先走一步文件的情況。22日，谷牧與省委負責人談話。當習仲勛等提出是小搞、中搞還是大搞的問題時，谷牧強調說：“中央是要廣東先行一步，要廣東大搞，小腳女人小步走就起不瞭這個作用。廣東要快馬加鞭，搶時間走在全國的前面。”
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自然辯證法》）這句話很需要時時謹記，認真實踐。
汕頭是我的故鄉，我生在這裡，長在這裡。1936年，我在這裡參加革命工作。1944年，由黨組織安排，赴延安進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日本投降後，和許多老同志一樣，我們憑兩條腿從延安奔赴東北。1949年隨解放大軍南下，參加解放汕頭市，擔任市軍管會副主任。1952年，我奉命調動，離開瞭汕頭地區。
真的，沒有想到，怎麼一下子就30年瞭呢！
本文來源：南方日報
廣東、福建匯報後，谷牧就特區建設等問題作瞭講話。他十分贊成深圳特區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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